检察能动履职，当好文物安全守护人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文物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意义重大。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和文物安全工作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围绕《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专项工作方案（2023—2025年）》，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会同其他执法司法机关充分运用法治力量保护文物安全、服务文化强国建设。
昭君出塞镜追回之路
洛阳瀍河：在办理特大倒卖文物系列案中追回5000余件文物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古往今来，描写昭君出塞的诗句数不胜数，但记录其故事的文物却并不常见。随着一起特大倒卖文物案的告破，一面诞生于东汉时期的铜镜逐步走进公众视野，成为目前已知最早记载昭君出塞故事的文物。
11月27日，当记者在河南洛阳博物馆见到这面昭君出塞镜时，忍不住为之惊叹。尽管这面铜镜诞生至今已有1800余年，但仍然能清晰看到上面记录昭君出塞故事的图画和铭文中的“中国”二字。
然而，这件珍贵的文物究竟经历了什么？随着检察官对办案经过的讲述，逐渐揭开了昭君出塞镜那坎坷的“身世”。
昭君出塞镜。
“收藏大咖”只有初中文化
2020年10月，洛阳公安机关获得一条线索，广东一名商人从洛阳李某处购买了一面铜镜，镜上图案是“昭君出塞”的故事，铜镜铭文有“中国”字样。公安机关立即进行追踪，却始终没有找到这面铜镜，仅在网上搜到发于2018年5月的一个帖子，上面有一张照片和关于铜镜的介绍。
公安人员将铜镜照片下载后，请文物专家进行解读，文物专家初步断定该镜为珍贵文物，应该是在南方出土。此后一段时间，洛阳公安机关持续对该面铜镜予以关注，但它却像人间蒸发一样没有任何踪迹。
正当公安人员心头布满迷雾之时，这面铜镜竟然又出现了。2021年4月，在北京某大学举办的一个展会上，昭君出塞镜惊艳面世，引起公众震撼。洛阳公安机关立即派人前往调查，发现李某也在现场。
2021年5月，洛阳市公安机关对该案展开侦查；7月，该案被列为公安部督办案件；9月3日，李某被抓获到案。
警方在李某家中查获的部分涉案物品。
李某是土生土长的洛阳人，初中毕业后便辍学在家。2012年，李某从销售工艺品转型开古玩店。2014年，李某决定重新“包装”自己，把生意做大，他对外声称自己生于北邙脚下的收藏世家，自幼随父亲四处考察古迹、拜访大师名家，在青铜器鉴赏等领域有较深造诣。
为拓宽在收藏圈、鉴赏圈的人脉与影响力，李某频频出入拍卖会、古玩交流活动，知名度不断提升，渐渐成了圈内“大咖”。与此同时，他勾连下游文物贩子，以“能找到人高价收购”建立声望，吸引上游文物贩子把精品文物优先提供给他。
2020年8月，和李某长期打交道的张某联系他说，有一面品相极佳的古铜镜要出手。李某见到实物后，以240万元的价格将铜镜买下。后李某联系老朋友骆某，在他极力推荐下，骆某花260万元将这面昭君出塞镜买下。
尽管骆某跟李某多次强调，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但李某说给他的文物都是解放前出土的，传承有序，是可以进入博物馆收藏的。骆某没有怀疑，便带着从李某那里买来的20多件文物到北京参展，其中就包括昭君出塞镜，结果被公安机关一举查获。
庄稼地里挖出国家一级文物
公安机关扣押昭君出塞镜后，经文物专家查看确定该镜出自东汉年代，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专家表示，昭君出塞镜在之前国内考古记录中并没出现过，怀疑铜镜出自盗墓者之手。
对此，检察机关发出侦查建议，引导公安机关在文物的溯源追查上加大力度，对于涉及的盗掘古墓葬行为一并打击。警方通过仔细梳理海量线索，查明了昭君出塞镜的来源，该案的另一名“重要人物”林某浮出水面。
广西桂林的林某是一名农民，无所事事的他整天拿着“探针”转悠。2014年12月的一天，林某在一片庄稼地里探到了“东西”，叫来同村的黄某等3人开挖，挖出一面铜镜后，4人对古墓进行了回填。
两天后，经熟悉的买家孙某介绍，林某以8万元的价格将铜镜卖给了郭某，但谎称只卖了1万元，给黄某等3人每人分了2500元。2021年9月，林某、黄某等4人被抓获归案，4人对盗掘出土昭君出塞镜并进行倒卖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9月16日，郭某也被公安机关抓获。
鉴于案情重大，公安机关立案后，洛阳市瀍河区检察院依法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检察机关先后追捕11人、追诉7人，该案由最初的3人扩展到21人。同时，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联合成立文物追缴小组，成功追缴包括昭君出塞镜在内的文物42件，并从部分犯罪嫌疑人住处、仓库查获其他文物1386件。
公安机关还查明，除了昭君出塞镜，2021年4月，李某还伙同他人花30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一面海兽葡萄镜，并以2万元报酬让张某使用化学试剂对铜镜进行除锈和抛光，后以600万元价格卖出。经鉴定，这面海兽葡萄镜同样为国家一级文物。9月3日，张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洛阳市公安局瀍河分局侦查终结后，于2022年1月10日、2月28日、8月30日分别将该系列案向洛阳市瀍河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1月22日至9月29日，该院对李某、林某、郭某、张某等21人以涉嫌盗掘古墓葬罪，倒卖文物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先后三批提起公诉。
2022年12月26日，瀍河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倒卖文物罪分别判处李某、郭某、张某等16人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至十一个月，各并处罚金30万元至1万元；以盗掘古墓葬罪分别判处林某等4人有期徒刑十年至六年，各并处罚金3万至2万元；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3万元。
以案促治形成文物保护合力
案件判决后，洛阳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密切配合，进一步扩大战果，两年多来，公安机关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59人，目前已判决33人，总计追回5000余件文物，其中一级文物8件，二级文物67件，三级文物592件，一般文物4380余件，以及古钱币54.2公斤。
为进一步强化文物保护方面的协作，2023年7月，洛阳市检察院、洛阳市中级法院、洛阳市文物局共同制定了《关于建立文物保护协作机制的意见》。同时，围绕文物交易，聚焦追捕追诉追缴，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建立了信息共享、情报会商、协同办案机制，加强对文物犯罪黑灰产业链“全要素”打击。
考虑到文物保存的特殊性、专业性，洛阳市检察机关积极联系文物行政部门，建议将追缴的文物全部妥善保存于洛阳博物馆，并建议文物行政部门制定周密稳妥的保管方案，采取“技防+人防”方式，强化对涉案文物库房的监控，确保惩治文物犯罪和文物保护无缝衔接。
针对洛阳市文物工艺品商店众多、交易市场繁荣的特点，洛阳市检察院联合文旅、公安、基层组织开展以案释法等宣传活动，同时还针对违规经营文物、非法修复文物等问题，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促进形成依法买卖、合法收藏的社会氛围。
10月30日，李某等16人倒卖文物，林某等4人盗掘古墓葬，张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的依法惩治涉文物犯罪典型案例。
为让文物能拍卖伪造铭文
北京朝阳：依法严惩变造文物骗取拍卖许可倒卖文物的违法犯罪行为
10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涉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以通过变造文物骗取拍卖许可后以“合法”拍卖手段倒卖文物为特点的案件入选其中。
“这起案件反映出当前文物犯罪手段翻新，借助变造文物等手段，交易逐步由暗处转向明处的特点。”朝阳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四级高级检察官李新刚介绍，该案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全链条打击文物犯罪方面具有典型意义。
那么，进入拍卖程序的“合法文物”为何会进入检察机关的视野？
坚称拍卖许可证合法有效
2021年12月的一天，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就一起倒卖文物刑事案件商请朝阳区检察院提前介入。和以往不同的是，主办民警除了案卷，还带来了一件充满历史气息的古朴青铜器——伯鱼作青铜鼎。
李某是北京某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的拍卖行在业内小有名气，承包了北京某知名拍卖公司在2021年秋季的一场以青铜器为主的专题拍卖。谁料青铜器还没拍出去，李某便因群众举报被警方抓获，警方现场起获了伯鱼作青铜鼎、郑羌伯作青铜鬲以及其他文物及工艺品共计192件。
“李某长期浸淫于古玩拍卖行业，深谙文物管理的相关规定，他拿出一些文献和海外拍卖行出具的发票，证明上述两件青铜器为传世文物，坚称获得文物主管部门出具的拍卖许可证合法有效。”李新刚介绍，该案是首例公安部督办的以拍卖方式倒卖青铜器的倒卖文物刑事案件，同年12月底，案件被提请朝阳区检察院审查批捕。该院就李某的辩解开展了细致审查，并专门请教了相关专家，专家表示涉案文物属于“生坑”文物，即刚出土的文物，这种文物是不符合文物拍卖相关规定的。
如此一来，李某为何能取得拍卖许可就变得扑朔迷离。
揭开文物拍卖的“合法”面纱
李某的公司委托北京某知名拍卖公司在2021年秋季拍卖会上拍卖涉案文物，上述两家公司均已取得从事文物拍卖的行政许可，同时文物主管部门也已对涉案文物准许拍卖。“从表面上看，涉案文物及相关单位均具备合法的拍卖资格。”李新刚说，为了准确认定涉案文物准拍文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办案组将重点放在吃透文物管理与拍卖的相关规定上。
2021年12月，一场论证涉案文物“身份”的座谈会召开。针对文物专业性问题，检察机关会同公安机关专门邀请了文物主管部门专家。会上，文物专家介绍，拟拍卖文物需要具有合法的来源证明，而青铜器作为国之重器，需要有证据证明文物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已经出土，并且传承有序，符合一定条件才能在市场上流通。由于青铜器过于贵重，当时的收藏家只要得到了相关的青铜器就会著书立传，记载青铜器的来历及特征，但受限于当时的记录条件，当时的收藏大家大都只保留了青铜器上的铭文和族徽拓片，而未有文物的整体图片。基于此情况，文物主管部门一般依据公开出版的著录以及当时文物商店出具的发票等购买记录，认定文物是否属于有传承的文物，进而决定是否准许拍卖。
结合专家的介绍，铭文变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李新刚介绍，办案团队抓住铭文这一关键要素开展细致审查，发现“物华天宝—中国古代艺术撷珍”场次的拍品清单显示，伯鱼作青铜鼎、郑羌伯作青铜鬲两件涉案文物均标注为“有1949年前著录”，其中，伯鱼作青铜鼎刻有《三代吉金文存》上记录的铭文，郑羌伯作青铜鬲上刻有《小校经阁金文》上记录的铭文。
公安机关委托文物鉴定机关对相关铭文的真伪进行鉴定。经鉴定，涉案青铜器属于西周文物，为三级文物，而这两件文物并非著录中记载的青铜器，铭文均是新錾刻的。
面对鉴定意见，李某仍然坚称涉案文物受海外收藏家委托拍卖，符合拍卖许可的要求。检察机关决定从客观证据出发，寻找案件突破方向。
该案还有一个关键人物——胡某。胡某从事工艺品制作和刻章，经朋友介绍与李某结识，并经常受托帮李某修复古玩。
“我们发现，李某与胡某在案发时身处异地，认为二人必定通过聊天软件沟通，可能以邮寄方式传递涉案文物，并使用电子支付手段进行交易。”李新刚告诉记者，经调查核实，确认李某曾通过微信向胡某明确提供过《三代吉金文存》和《小校经阁金文》两本著录上的青铜器铭文、族徽式样，说明錾刻的大小及位置，并通过微信转账支付手工费，后由胡某将上述铭文、族徽錾刻在两件备拍的青铜器上，再邮寄给李某，从而将来路不明的文物伪造成传世文物，进而骗取文物主管单位的拍卖许可。
2021年12月底，警方在湖南长沙将胡某抓获。胡某对上述行为进行了如实供述。
准确认定犯罪形态
“錾刻铭文的行为，不仅破坏了文物的本体性状，对文物本体造成实际损害，同时也破坏了文物的历史价值、科研价值和艺术价值。”李新刚进一步解释道，“虽然涉案文物在预展前已经撤拍，没有具体的出售、购买行为，但是他们以牟利为目的，为顺利拍卖而破坏文物本体的錾刻行为，应当认定李某和胡某已着手实施犯罪，因意志以外原因未能得逞，应系犯罪未遂，而非犯罪预备。”
2022年4月22日，朝阳区检察院以李某、胡某涉嫌倒卖文物罪提起公诉，后于7月19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
2022年10月27日，朝阳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依法以倒卖文物罪分别判处李某、胡某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2万元和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万元，同时，判处两名被告共同承担文物修复费用、鉴定费用等民事责任。后李某提出上诉。2023年2月23日，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今年2月，最高检、国家文物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专项工作方案（2023—2025年）》，进一步完善打击防范文物犯罪联合工作机制，明确目标任务，并要求及时通报工作成效和典型案例，引导全社会积极参与防范打击文物犯罪工作。
2021年1月至2023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和决定逮捕妨害文物管理犯罪案件1451件3192人，起诉1785件5020人，有力打击和震慑了文物犯罪。
（来源：检察日报·明镜周刊 作者：刘立新 周晓东 吴占京 简洁 王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