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超：感知世界，慈善不止
追溯历史，慈善的发展可分为几个阶段。作为一种理想，慈善在文明的最初被认为是个人美德和虔诚灵魂的特质，有时也由宗教精神或教义所包裹，所以其最早在西方的发展与传播也因为宗教得到极大推进。
如今，慈善显然已脱离宗教，并以一种更独立的状态蓬勃生长，因而被纳入更大的社会美德的概念框架中。与此同时，这项人类的本能似乎也开始等同于“良善的自觉”的概念。
中国的慈善启蒙与西方大相径庭，但在今天看来显得殊途同归。数千年前，当弟子向孔子问及什么是慈善时，孔子答道：“泛爱众。”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由家到天下，中国的慈善也正从一种局限于家庭、宗族部落和国家的有限同情变成一门新的交叉学科。此外，伴随互联网等新技术所带来的信息传递效率提升，中国社会的慈善精神变成一种更具象的能量，进而逐渐趋近于带有鲜明色彩的新兴普世主义。
杜超是中国新一代慈善人物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位。他与上一代人的不同在于，他能以更国际化的视野看待和参与中国慈善事业。同时，长期游走在不同文化、价值观与族群的经历也让杜超更容易地走进人类善意的本质。
今天，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定义什么是慈善，或许可以参考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与巴菲特在慈善晚宴中使用的经典主题标语：“慈善不是钱，是心。”对于杜超这位活跃在中国的青年慈善家来说，他的公益事业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一个人做了能做，并应该做的事情。”
今年三十多岁的杜超拥有众多的社会头衔。
他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守护使者、费城交响乐团全球音乐中心咨询委员会委员、纽约林肯中心总裁顾问委员会成员，同时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主席委员会成员、上海纽约大学全球公益导师等。
在这些身份中，杜超倾向于将自己定义为“慈善活动家”。同时他在慈善领域的活跃程度体现在其关注并参与的议题非常广泛，涵盖儿童福利、全球健康、艺术与文化交流，以及教育等。
杜超对公益慈善抱有的热忱好像很早就被点燃。同大多数80年代后出生的人一样，“希望工程”是他最早的慈善启蒙。这是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1989年10月创立、并实施的项目，其宗旨是广泛动员海内外财力资源，面向贫困地区，救助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儿童重返校园完成学业，保障适龄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资助乡村小学改造危旧校舍，建设希望小学，改善贫困地区办学条件，促进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截至2022年底，希望工程累计获得善款总额已经达到了210亿人民币。
杜超对福布斯中国说，“当时的我最好奇，这些来自社会各地的善意是如何汇聚，而后又如何真正改变了他人生活。”善意需要载体，通过传播与影响才能真正达到慈善的目的。这或许是杜超有关慈善最早的一课。他当时或许是被摄影家解海龙拍摄的一批进入中国摄影史的照片所打动，像“大眼睛”“小光头”“大鼻涕”“烤小手”“磨盘小学”等后来都成为了希望工程长期传播的符号。
若干年后，远赴海外求学的经历让杜超开始兼具更全面的视角，对公益慈善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学校活动会邀请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当那些名人走到你的眼前，你看着演讲台上的他们，你的心境和眼界会同时被放大，那种见贤思齐的心理是抑制不住的。”杜超说。
这些社会实践很快帮助他走上了更“专业化”的慈善道路。事实证明，杜超不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实干家。过去5年中，即使是在不稳定的国际环境以及新冠疫情肆虐中，他也表现得异常勤奋。
2019年至今，杜超除了在博鳌亚洲论等重要场合中积极发声外，他还担任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国行动的青年倡导者，并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WHO）2019冠状病毒病团结应对基金（COVID-19 Solidarity Response Fund）的支持者名录。该基金由世界卫生组织基金会、联合国基金会，以及全球合作伙伴网络共同支持推动。在其支持者名录中，杜超是在诸如谷歌和Facebook等众多大型企业之外的唯一一位个人支持者。
结合本土环境与海外经验，杜超很快找到了他在中国参与慈善的新路——跨界。他也通过这些有创造性的行动开始给人带来惊喜。从另外一种角度上看，这种跨界天赋也帮助他在慈善事业上更加得心应手。
最早奉行“慈善跨界”理念的是英国社会活动家简·图森（Jane Tewson），她在1988年2月创办了喜剧救济基金会（Comic Relief），以“红鼻子日（Red Nos Day）”而闻名。
对于杜超来说，他更擅长通过不同身份之间的跨界，并以自身为媒介链接不同人群、活动与爱心，并创造一种慈善的“化学效应”。此前杜超在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建立推广多元文化及艺术的文化交流空间，并被任命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主席委员会成员。而后，杜超加入了纽约大学校长全球顾问委员会，并被授予“上海纽约大学全球公益导师”荣誉称号。时至2023年尾，杜超对福布斯中国说：“今年以来我们开始将更多的焦点和努力放在了国内，近期我们还将支持故宫的一个文化项目，我们想让中国的文化影响更多的年轻人。”
从中国“走出去”到“走回来”，从媒体宣传到身体力行，从公益慈善的志愿者到发起者、领导者，杜超的身份递进变化。
“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慈善者。”公益慈善对杜超来说，是“1+1>2”的存在。他将其定义为“事业+生活”。虽然忙碌，但杜超收获了精神上的富足，每投入一项新项目，他都会以满血状态继续“造血”，乐此不疲，“不知道上限在哪里”。
杜超说，他曾见识过天地的广阔，更明白“修桥铺路”有多么重要。现在的他愿意做一个引路人，通过公益慈善，帮助更多人打开视角，和他们同频感知世界，找到人生的价值。
喜剧救济基金会揭示了一种新的慈善范式，即如果能进行一场“活泼、感人、有参与感、有趣的”慈善捐款，捐款这个过程或许会变得更容易。创办人图森的想法是，把人们都喜欢做的事情，与帮助他人的困境结合起来。
福布斯中国与杜超最近的一次聊天在2023年的11月初，他从西安回到北京，接受完采访后的第二天还有几个在外地的密集行程。新冠疫情过后，杜超一直保持这样“过载”的忙碌状态，他说话间情绪饱满，但仍有几个瞬间你能察觉出那种长期高强度工作后的疲劳神情。
对于很多慈善家而言，做慈善是一件不需要多努力的事情，把钱花明白就行。当我们在交流的最后问杜超：“你为什么做慈善？”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强调对别人带来的帮助，而让自己感到满意。我更多是想去和他们分享这个世界。”
或许也正如佛陀在《涅槃经》中说：若于一众生，不生嗔患心，而愿与彼乐，是名为慈善。
以下是福布斯中国与杜超的对话：
福布斯中国：您之所以投身慈善，是因为受到哪些人和事的影响？
杜超：记忆中第一次“参与慈善”是在读书期间，我和朋友放学一起去邮局为汶川地震灾区捐款过后几个月收到对方寄来的感谢信，整件事很让我触动。而把慈善作为事业追求，首任盖茨基金会中国区主任叶雷对我的影响很大。对我而言，盖茨基金会算是我走上慈善这条路的引领者，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应该怎样做慈善”。
盖茨曾给女儿看过一部有关脊髓灰质炎的影片。片子中的小女孩患病之后，落下残疾。女儿问他：“你能为她做点什么吗？”盖茨回答说：“我们要努力消除这种病。”为此，盖茨基金会在1999年专门创建了“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GAVI1不只是向低收入地区捐一批疫苗那么简单，而是建立起一个公私合作的全球卫生合作组织，提供技术和财政支持，把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联合起来。通过GAVI，提供更加便宜、便捷的渠道购买疫苗，每五年召开一次全球筹资大会，促进全球健康和免疫事业。
除此之外，2010年，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夫妇发起The Giving Pledge“捐款誓言”活动，倡议世界范围内的亿万富豪们承诺将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用以捐给慈善事业。我觉得盖茨基金会的这种意识非常超前，慈善是没有国界、永不停止的。
福布斯中国：您拥有丰富的海外经历，您又是怎样看待中国慈善的？
杜超：虽然我比较早就去了国外学习生活，但我非常自豪中国在这十几年来的快速发展。慈善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慈善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是区域的，也是全球的。这是自慈善出现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特征，即国际性特征，被全世界的人们所共同遵奉。
首先，中国在很多项目上，从受援国变成了施助国。以新冠疫情为例，中国驰援多国抗击疫情，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中国道义和大国担当。
此外，我们常说公益慈善需要全球协作。比如当下的气候问题，既有国家政府承担的部分，也有我们非政府、个人的参与。民间的力量让整个议题更加多样化。
除了纽交所、国际时装周，你会在更多慈善领域看到华人的面孔。这些有志之士代表着国家，中国的声音和诉求在国际舞台上被放大。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同时代表了一个趋势，公益慈善需要多方联动和支持。
在慈善本土化方面，我不得不提到世界自然基金会（WWF）。WWF来到中国的40年间，最初在卧龙保护大熊猫，到东北虎、江豚、雪豹等多个旗舰物种保护；从物种到野生物贸易，再到森林、淡水、气候变化、食物、一带一路、环境教育、海洋和减塑跨越多个环保议题。
WWF现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卢伦燕女士是中国本土成长和培养的负责人。她既有国际视野，又能扎根本土，很多事情上权衡全球标准，同时因地制宜，切实知道我们的国家需要什么。
以我参与的WWF东北虎保护项目为例，这同样是一项非常本土化，且收效卓著的项目。目前全球野生东北虎仅存约500—600只，我国东北虎栖息地破碎化比较严重。我和朋友们一起去东北虎保护基地实地考察情况，筹集资金。在多方公益力量的帮助下，中国境内东北虎数量近年来缓慢回升到约60只左右。这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变化。
福布斯中国：谈谈您今年联合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的中外文化交流项目。
杜超：故宫是中国的一张文化名片。不只是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Forbidden City。我非常认同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院长的一句话，“故宫是5000年中华文明的文化会客厅”，这里留下了璀璨灿烂的历史足迹。
我们常说“文化自信”，发挥故宫世界文化遗产优势，能够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影响力，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这不仅仅是官方的行为，民间更应该有自己的诠释和行动。
中外文化交流是我目前投入最多的领域之一，自己同样是大都会博物馆主席委员会的一员。我希望以故宫为载体，为青年一代提供文化交流的有机互动。所以我们跟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合作，筹备青年委员会。
这几年，祖国内地和港澳互动频繁，同频共振，文化离不开兴盛和传承两个词。从我接触的港澳青年来看，他们对于祖国饱含热情，大多通过课本和互联网认知故宫，实物的感知度不足。
我们之所以做青年委员会，也正是希望建立一座互通的桥梁，把他们推进第二课堂里。在了解故宫的前提下，有机会来到北京，亲自参观感受。故宫文物虽然不会说话，却无声地展示了两地在文化上更紧密的联系。
除此之外，我们希望以故宫为基石，打造品牌，让更多人关注到中国古建筑的修缮和保护，之后拓展到二三线城市，不断下沉。
福布斯中国：目前您最关注的议题有哪些？谈谈您的思考。
杜超：一部分是上面提到的中外交流，联合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帮助优秀的社会工作者及文物工作者，赴国际知名高校交流学习，推动中外活动的多元化发展。
还有一部分是结合国家当前的形势，就全球议题展开民间交流，比如可持续发展、碳中和、ESG。目前许多公司都已设立了首席可持续发展官（CSO），我们也和上海纽约大学成立碳中和中心，就碳中和推动国内外的良性互动。
下一步我希望在个人力量之外，与伙伴或者平台合作，把多方力量结合起来。当然，我最关注的几个方向肯定是不会变的，比如大文化、儿童、教育这几个领域我会一直坚持把它做下去。
福布斯中国：您怎样理解慈善，它让您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杜超：我觉得慈善让我活得更有价值感，更有意义了。我周围的朋友和同学，大部分都在自己的领域有了一定成就，比如创业达到了一定规模，刷新银行户头的数字，符合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人不可避免地都会变老，到35-40岁的时候，我们有一天会突然发现，自己身上的少年感少了，眼里没光了，陷入失落和怀疑中。我觉得这是因为大家追求的东西都比较单一。
对我而言，做慈善拓宽了我的眼界，也改变了我对“成功”和“幸福”的定义。比如WWF、大都会，还有高校的活动，参与者们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在一起，整个组织都焕发着年轻感的活力和动力，它能感染每一个人，让我一直保持着满血的状态拥抱世界。
作为组织中的一份子，我可以协助、参与、见证整个项目，获得的成就感与以往都不同。你会有一种跟随时代脚步的自豪感，在宏大叙事之外，你又能真切感受到个体的付出和辛劳，坚持自己内心对公益慈善的初心。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这种心境就是自由，或者叫自如、自洽，其实是一件幸运而奢侈的事情。
慈善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慈善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是区域的，也是全球的。这是自慈善出现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特征，即国际性特征，被全世界的人们所共同遵奉。
福布斯中国：您关于慈善有哪些未来规划？
杜超：参与社会活动，做公益慈善让我活出了另外一种人生。未来，我希望能从自己的圈层出发，发动周围更多人一起做公益慈善。
我接触慈善十多年，参与过数十个大型公益慈善项目，越来越意识到组织的重要性，需要资源密集型的伙伴同行。如何用更科学的统筹管理，让我们的项目有机发展？如何搭建更有活力的认识框架，让更多人才加入我们，共同迭代创新？
好的慈善合作像一场接力跑，不单单只有你一个人在战斗，传递接力棒的同时，慈善观念、慈善资源也在不断传递，汇聚成更大的能量，我期待这一场旅程越跑越远，我也会一直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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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图来源：福布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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