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佳荣︱胡适的后半生：自由“男神”的堕落？
《舍我其谁：胡适【第四部】——国师策士（1932-1962）》，江勇振著，联经出版公司，2018年1月版，864页
为了把握日本学界胡适研究的程度，有必要了解中文学界的研究进展。为此，最近花了不少时间阅读江勇振的《舍我其谁：胡适》第四部《国师策士（1932-1962）》。先说总的判断：本书取材丰富（尤重英文材料和档案的利用），观点鲜明（有时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嫌），人物刻画比较细腻，言常人所不敢言，发前人所未发（褒贬义兼而有之），对理解和认识胡适的后半生颇有帮助，在胡适研究史上必将占有重要的地位。不过，本书在写作上存在诸多缺陷，在学术规范上存在一些疑问，这些缺陷和疑问无疑损害了它的成色。尽管如此，本书的价值和贡献不容忽视，无可否认，理应得到充分的批评和讨论。然而，本书出版已将近六年，迄今未见一篇书评，这长久的沉默十足耐人寻味。于此，笔者不揣谫陋，略陈鄙见，以就教于大方之家。本文略去敬称。
拙文分两个部分，先是内容简介，然后是评议。
胡适：从保守政论家到冷战斗士
江著长达八百六十二页，称得上皇皇巨著。不过要确切地把握其内容，却并不容易。这里只能聊尽介绍之责，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全书除前言、序幕、幕落之外，主体由四章组成。
在前言中，作者讲述了写作宗旨：
在这种过去与现在交会的意义之下，今天研究胡适最确切的态度，就是要适切地在历史与当代的脉络之间取其均衡点，并以之来评判胡适。（14页。按：直接引文中如有使用不当的标点、错别字、病句或不太通顺的地方，均原样抄录，不作更正。下同。）
序幕的主旨是，通过考察《胡适口述自传》的访问过程，说明胡适的老于世故——他到了晚年已经成了“一个三缄其口的金人”（20页）。
第一章
本章主要检讨胡适1930年代的政论，具体来说，是1937年9月赴美之前胡适关于民主政治和对日政策的言论。
在作者看来，胡适在1930年代以后日趋保守，1932年9月写《惨痛的回忆与反省》时已经和蒋介石同道相谋（54页）。西安事变后，胡适在《大公报》上发表《张学良的叛国》，“已经不是一个学者的口气，而更像是一个政治打手”（62页）。作者认为，这个时期有两件事可以证明胡适“一面倒向蒋介石”，一是他并不同情1932年底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70-71页），二是他劝《独立评论》的朋友充当蒋介石的幕僚（76页）。换言之，1930年代的胡适是以“王者师”自期，而以“诤臣”期许那些从政的朋友，因此他在“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中“只谈理论不谈实际，或者说，只谈欧美的实际而不触及中国的实际”——蒋介石独裁（98页）。
作者主张，“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上联）与“专家政治是研究院的政治”（下联）必须联在一起，才构成胡适完整的政治哲学（98页）。而且，上联是为中国作的，下联则是为美国作的（115页）。作者将杜威、胡适师徒的自由主义相对比，认为杜威重视“民治”，而胡适注重“民享”（142页）：
全民参与对杜威来说，是民主政治一个不可妥协的原则。对胡适来说，“民享”既然是民主的目的，专家政治既然是最科学、最有效的方法，则“民治”就成为一个无关宏旨的枝节。……从这个角度看来，胡适对民主的看法是接近二十世纪美国民主现实主义者（democratic realists）。（143页）
民主政治之外，这一时期最让中国知识分子忧心的，毫无疑问是如何抵抗日本的侵略。作者认为，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9月，胡适对日本的策略经历了八次变化（40页）。关于前三次转变（从“九一八”到1933年春），胡适在1934年4月11日写的《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一文里作了交代（156页）。1933年5月迎来了第四次改变，胡适主张对日妥协（169页）。1935年6月，第五次转变——和、战并提（185页）。1937年1月，第六次转变——以区域性的和平机制来抵抗日本的侵略（200页）。7月底，胡适改而主张放弃伪满洲国，以此作为和谈的条件（205页）。不过这个看法只维持了一个月，9月初，胡适迎来了对日策略的第八次转变——“苦撑待变”（213页）。
第二章
本章主要聚焦作为驻美大使的胡适。不过，在担任大使之前，胡适就被蒋介石派去美国执行秘密任务。这个任务就是蒋介石要求罗斯福总统出面调停中日战争（220页）。这是本章第一节的核心内容。
第二节“以夷制夷、长期抗战”，书中有如下一段概括：
胡适的“苦撑待变”跟蒋介石的“长期抗战”，使的就是一个“拖”字诀。胡适跟蒋介石就是志同道合地要拖到列强出面干涉，以求取最后的胜利。不管称之为“苦撑待变”还是“长期抗战”，这种引日本入甕，然后借列强之力来打败日本的策略，就是“以夷制夷”。（220页）
第三节“伟哉《慕尼黑协定》”。从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签订到1939年9月欧战爆发，胡适在这一年间为张伯伦大唱赞歌，殷切期盼远东也有这么一个协定来消弭中日之间的战火（220-221页）。
第四节“新官上任就惹祸”。胡适1938年10月28日正式就任驻美大使，但因不谙外交，刚上任不久，就两度因言惹祸。一言以蔽之，胡适泄露了中国有向日本求和之意，与政府继续抗战的宣言相矛盾，甚至可能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支援（328页）。
第五节“苦撑待变”主要讲述了胡适的大使哲学。作者认为，胡适在驻美大使任内的基调是被动的，他的“苦撑待变”着眼于促成美国的“变”，而不是积极、主动地以中国为本位（333页）。欧战爆发后，胡适的“苦撑待变”不再是单纯祈求美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而是希冀建立集体安全保障体制，重新整顿世界秩序（345页）。
“苦撑待变”一节长达一百二十页，涉及内容甚多，但因本书一团浆糊似的写作手法，眉目不清，要准确把握其重点，颇为费力。在上述“苦撑待变”思想内涵的转变之外，我们可以读出同僚陈光甫、上司蒋介石、竞争对手宋子文等人（按叙述前后为序）眼里驻美大使胡适的形象。一句话，这个形象与很多学者、写家笔下的口才绝伦、长袖善舞、恪尽职守的胡适大使截然不同——作为外交官的胡适为德不卒（337页）、情报失灵（353页）、严重失职（364、400页）、一问三不知（405页）。
其中，对我来说感觉比较新鲜的是毛邦初《在美见闻》中对胡适的揭发：
胡大使之口才与学问，虽可补救政治上及外交上所缺乏之经验，但彼向未服务国民政府，易持在野政客批评之态度。彼既不十分明了我国惨淡经营之苦衷，又不熟谙军事情形。故对于长期抗战，始则疑惧，继则惊讶，现在渐渐信服。在昔美国舆论未一致同情援华之时，胡大使对于我国抗战宣传，并无特别努力。现美国舆论既一致援华，而胡大使不肯努力向政府方面活动，以收舆论同情之效。仍依旧到各学校、及学校团体演讲。计得各校名誉博士学位，已有十四个。胡大使每对客言，彼由大学教授降格为外交家，颇有不屑政治外交之意。虽近诙谐，远非美国政府官吏、及政客之所乐闻。……（380页）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节第388页至439页主要叙述了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与美国国务卿赫尔长达八个月的非正式谈判，以及蒋介石政府对美日谈判的回应。美日谈判的失败导致了珍珠港事件的爆发，而胡适日记中没有任何关于美日谈判的记载（398页）。作者认为，美日谈判最终破裂，主要是由于蒋介石的强烈反对。而蒋介石之所以对美日谈判的结果勃然大怒，一是因为他担心日本从法属印度支那进军中国西南，二是中美之间沟通不善，而胡适担负的责任最大（404-405页）。
第三章
本章描摹了胡适在抗战后由“过河卒子”变成蒋介石的“棋子”、冷战斗士的经过。
第一节首先详细分析了“国府委员加官记”（蒋介石1947年1月委任胡适为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傅斯年坚持独立思想，苦劝胡适不要进入政府，胡适本人则愿意为蒋介石“撑面子”、当“幌子”、作“棋子”〔476-490页〕）、“再度使美惊魂记”（蒋介石1947年12月请胡适第二次担任驻美大使，胡适为之动心〔494-496页〕）、“蒋介石让贤记”（1948年3月蒋介石将总统大位出让，胡适怦然心动〔497-509页〕）。
对胡适这个时期的表现，书中作了相当严厉的批判：
胡适在“蒋介石让贤记”这出戏里所扮演的角色，说穿了其实相当不堪。他不但曾经一时怦然心动，而且甘愿作为蒋介石的一颗棋子、一个傀儡，任其摆布。更惊人的是，他在这整个事件的过程中，不但为虎作伥，连署那阉割了宪法、给予蒋介石宣布戒严全权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而且还作了一个两面人，做过一件言不由衷的事情。（496-497页）
作者认为，1946年胡适回国后，“在政府之外只是其表，他跟蒋介石政府暗通款曲才是其实”，“不但跟蒋介石是志同道合，而且他还是蒋介石不挂名的智囊、参谋”（511页）。
接着，本节最后四十页着重刻画了胡适以武力对付共产党的“鹰派”形象。本书指出，胡适赞成国民党出兵东北打内战（511页）。作者强调，胡适1945年8月24日在纽约写给毛泽东的信，其重点在于警告共产党“万不可小不忍而自致毁灭”（512页）。而且，胡适全力支持国民政府在1947年7月4日通过的戡乱动员令，“对他而言，这个命令只不过是老实承认了武力是唯一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法门”（517页）。到了1948年初，东北战况已开始扭转，胡适却相当乐观，并表示“和比战难”，仍然相信共产党必败（518-520页）。与此同时，局势的急转直下，也影响了胡适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和立场（523-533页）。
面对残酷的战场形势，蒋介石一边考虑使用化学武器，一边派宋美龄出马请求美国介入内战，但遭到拒绝（535-540页）。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直到蒋介石政权崩溃前夕，胡适仍坚决支持剿共（540页），甚至梦想划江而治，“做成南北朝局面”（549页）。
第二节以浓重的笔墨描绘了胡适“冷战斗士”的偏执狂形象。1949年4月胡适逃到美国后，仍与蒋介石保持联系。蒋介石给他的任务是，争取美国的援助，阻止美国承认中共政权（563页）。在此期间，胡适拒绝了“外交部长”“行政院院长”的职位（568、576-577页）。
这一节的重点是胡适如何理解和解释1949年的历史巨变。胡适原先主张，共产党之所以能席卷中国，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主要是因为国民政府是“一个腐败、迟疑、士气全失的政府”（578页）。经过长期痛苦的挣扎和酝酿，胡适于1950年8月完成了《斯大林战略下的中国》（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在这篇著名的冷战文献中，胡适认为过去二十五年有两个历史转折点，一是西安事变，二是雅尔塔密约（597页）。总之，胡适将国民党的失败归因于斯大林征服世界的战略，以及美国人的援助不力，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无能和不得民心却缄口不言。作者认为，胡适这篇长文的中心概念的灵感来源，是章柏林（William Chamberlin）为《征服世界的蓝图：共产党的官方计划》（Blueprint for World Conquest：The Official Communist Plan）所写的《引论》（598页）。此外，如何消化、批判美国政府1949年8月发布的《对华白皮书》（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是胡适等人的另一个课题（618-625页）。
疯狂使人盲目，胡适也不例外。对于胡适的反共偏执狂，普通的美国公民也不堪忍受（629页）。作者认定：“在胡适的晚年，在他的反共偏执症的缠绕之下，胡适变成了一个恨不得立即全面展开反共‘圣战’的鹰派里的鹰派，冷战斗士里的冷战斗士。”（627页）胡适一直不相信中国大陆1953年的人口普查数据（634页），可以看作这种症状的一种表现。
第四章
本章对胡适晚年的思想作了一次深度扫描，书中有如下主张：
胡适晚年的思想不是自由主义——不管是“社会化的自由主义”或是传统的自由主义——所能形容的。胡适晚年的思想必须放在美国冷战的脉络之下来理解。最适合用来描述他晚年思想的，是美国在196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保守主义”。美国这个“新保守主义”的特点不在于其对内的经济政策，而是在于其外交政策，亦即，反共，以及用军事、政治、经济的力量来确保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6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