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冲突折射诸多安全与政治困境
当地时间2024年2月1日，加沙地带，巴以冲突持续，人们走过被以色列炮击严重破坏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地的建筑物
马晓霖（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
2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将进入第五个月。尽管巴勒斯坦已死亡2.6万余人，国际社会也多次呼吁双方休战，但是，这场冲突因离以色列目标尚远而无望近期停火，加沙地带在众目睽睽下变成最残酷的“绞肉机”。巴以冲突引发空前惨烈的人道危机却无从终止和减缓，折射出地区与世界诸多安全与政治困境。
首先，以色列安全战略完败，强硬政策于事无补。去年10月7日，巴勒斯坦哈马斯武装闪击以色列并造成惨重伤亡，以色列既遭受“911”式国家安全惨败，又蒙受类似50年前“斋月战争”式的防御“滑铁卢”。此番“国难”与“国耻”竟来自被以色列反复“割草”的民兵武装，表明其引以为豪的绝对安全只是一厢情愿。以色列四个多月高烈度军事围剿尚未制服哈马斯，也很难如愿“去哈马斯化”，因此，放弃威慑加先发制人的传统安全战略和“以安全换和平”的强权迷思，重返“以土地换和平”和“两国方案”现实轨道，才是以色列长治久安希望所在。
其次，巴勒斯坦分崩离析，兄弟阋墙内外失据。以色列将此轮巴以冲突误导性地定义为“以哈冲突”，将哈马斯与加沙地带抽离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主体，以便给军事打击披上情理法外衣。20年来，加沙地带战事惨烈，约旦河西岸偃旗息鼓，凸显两块被占领土地理、治理乃至战和立场的分裂与对立。巴勒斯坦这种组织与系统分离与分治，瓦解和弱化了自身整体力量，也使哈马斯等以更激进更暴力方式撬动巴以争端的解决。巴勒斯坦不实现团结与统一，则无望齐心合力通过谈判收复民族权利。
其三，传统斡旋功能失灵，调停外交得不偿失。此轮巴以冲突双方伤亡巨大，大批以色列军人和平民被扣押，事态十分严重。但是，曾屡屡成功促成巴以快速实现停火的埃及、卡塔尔此次事倍功半，其他各方更难以插手或视若畏途。传统斡旋机制失灵意味着双方要价悬殊且不留退路，至少目前尚无一方率先示弱。成本过高或无功而返的斡旋，将导致惯常通过斡旋冲突而受益的地区玩家放弃“调停外交”，导致地区冲突耗时更久，代价更大。
其四，非国家行为体走向前台，合法政府羸弱不堪。此轮巴以冲突的一个副产品是，地区非国家行为体群雄并起，联合作战，形成多点开花、彼此策应的“抵抗轴心”和“反以矩阵”。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或取代合法政府，或脱离其控制而直接介入地区政治、军事博弈，甚至扮演他国代理人角色，表明中东部分国家合法政府羸弱、乏力甚至失控，无疑在巴以冲突之外隐藏着中东安全治理的深层隐患与长远危机。
其五，“双泛”主义继续退潮，巴勒斯坦两手抓空。巴勒斯坦既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也是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但是，无论22个成员组成的阿拉伯国家联盟，还是57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均未从维护民族利益和信仰共同体层面出台有效集体性措施，任由巴勒斯坦民众在血与火中挣扎。这表明曾长期流行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已彻底退潮，让位于服务单一国家利益的狭隘民族主义和现实博弈算计。巴勒斯坦事业依托的两大意识形态传统靠山不复存在，被边缘化也是无可奈何。
其六，联合国危机四伏，加沙机构有瘫痪之虞。巴以冲突是联合国分治巴勒斯坦的沉重历史遗产，也是这个主权国家组织最漫长、最棘手的政治议程。但是，被联合国授予“准生证”和“会员资格”的以色列，前所未有地排斥、反感联合国，多次公开谴责联大决议、反复敦促秘书长下台，还指责联合国派出机构近东救济工程处人员卷入“恐袭”。联合国已有150多名职员死于加沙地带，近东救济工程处也被多国断绝拨款而面临关门风险。此外，安理会迟迟无法形成停火决议，大国一致原则下的一票否决制使安理会瘫痪失能。联合国外承美以高压，内需自证清白，压力之大前所未有。
其七，终究绑定以色列战车，美国再度因小失大。华盛顿原本力图避免直接介入本轮巴以冲突，然而，由于源源不断对以提供军火与援助，事实形成“以军杀人美国递刀”，最终引火烧身被胡塞武装等缠斗，也激活地区反美主义。大选之年，民主党或共和党都竭力讨好以色列而争取犹太选票，牺牲对巴勒斯坦人的公平正义，折损美国外交信誉，伤害美国安全利益。可悲的是，选票政治只能使美国政客更在乎眼前利益，哪怕长远看因小失大。
其八，世界安全出现系统性紊乱，大国关系失和加剧紧张。巴以冲突与俄乌冲突“并联”发生，各国罕见地应对两场大冲突及其外溢效应。此外，被击溃的“伊斯兰国”武装趁火打劫，伊朗核协议复谈被无限期搁置，东北亚局势又因朝鲜一系列强硬动作再次紧张……在此背景下，巴以冲突折射出的安全与政治困境，无疑让世人对大国关系更感焦虑。
供图/视觉中国
（北京青年报）